纸上画画,墙上挂挂:为何西方管理学在中国会“水土不服”


企业家群体最敏感地意识到
西方理论应用于中国实践出现“水土不服”


朱恒源:中国特色商业管理源于中国实践又超越中国情境
文/姜璇 王全宝
本文首发于总第852期《中国新闻周刊》

在清华大学107周年校庆日举行的“节奏之道”战略的研讨会上,一个管理学领域的新概念被聚焦——战略节奏。
如何在急速变化的商业世界形成动态、可持续的竞争优势,“节奏”这一战略成为与会者关注的焦点。
“企业战略其实面临着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战略节奏》的作者之一,清华大学全球产业4.5研究院副院长朱恒源教授在研讨会上感慨道,因为战略的长期性和全局性,在很多企业实际沦为只能“纸上画画,墙上挂挂”。但是每个企业都有战略规划部门,不断有企业在新增“首席战略官”职位,对战略的重视不言而喻。
长期以来,一套“舶来”的学术评价和学术话语机制居于中国学术研究范式的强势地位,变化是这个时代企业家焦虑的来源,
企业家对管理知识的需求曾是中国管理学发展的原始驱动力,同时企业家群体最敏感地意识到,西方理论应用于中国实践出现“水土不服”。
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巨量的生产和消费市场,与此同时,国际分工和知识转移的边界扩张,跨界常态化下行业边界日渐模糊,创新已经从大企业主导的封闭式走向多主体协同的开放式,这些变化和变化中的主体实践共同构成瞬息万变、丰富生动的管理学发展情境。
当中国人还习惯于用西方理论校准中国,国际社会却早已把研究的目光对准中国。
今年4月,美国老牌创新杂志RTM(Research-Technology
Management)的主编找到朱恒源教授,追问:中国的创新发生了什么?未来会对全球产生什么影响?
“过去的经验难以依凭,过去的‘地图’也已经不能用来指导未来的‘战争’。”朱恒源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
中国的管理学研究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内核,借鉴经典管理学理论,结合中国情境的实践案例,正在不断探索出符合市场发展规律、可迁移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理论。
战略学发展处于十字路口
中国新闻周刊: 《战略节奏》是依托于中国企业实践完成的理论提炼,选择做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
朱恒源:
第一个原因是中国企业成功的道理、内在逻辑在不被解读出来的时候,中国企业的实践就容易被误读,甚至被歪曲。而几乎所有的管理理论都以实践为基础,上一次大规模地出现管理实践创新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在二战以后,但没有形成本世纪初这样大的体量。中国现在以世所仅有的成长速度成为“世界工厂”,成为全球最有潜力的新兴消费市场,其中蕴藏了丰富的实践案例,不能仅仅从宏观经济学的层面来解释,必须深入到企业管理的层面。
另一个渊源于2005年管理界前辈陈清泰、蒋黔贵、赵纯均三位先生的一场探讨,追问中国经济的增长,它背后的微观机理是什么。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管理学者出了很多著作来总结日本的管理经验。中国企业管理经验的提炼,是不是还要由欧美学者来完成?
带着这份责任感和担当,三位老先生组织起一支队伍,集合了全国的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和中国企业联合会的研究人员,于2005年启动《中国式企业管理科学基础研究》课题,不仅做理论研究,也分析典型的企业案例。课题总结归纳出中国企业在管理方面9大共性,当时称之为“中国式管理的九字真言”——中的精神、变的战略、强的领袖、家的组织、融的文化、和的环境、集的创新、搏的营销和敏的运营。但是后来我们也意识到这其实是对于现象的描述,使用的整个概念体系都是已有的管理理论,总结中国企业成功背后的驱动因素,还要从根底从基础上去做。
中国新闻周刊: 战略研究仍旧是管理学的主流,国内的战略研究现在处于什么状态?
朱恒源: 国内的学者达成一个共识, 整个战略学的发展无论从研究还是教学来看,都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过去的理论不好用了,原有的理论已经不能完全解释企业的发展实践,中国应该有一些新的理论。浙大管院魏江院长表示,以SWOT、价值链、五力模型为代表的“圣经式”战略模型,已经难以解释独角兽等企业的成长逻辑。
为什么不完全适用?从现象上来讲,整个战略管理学科的分析用的是一个静态的模型,对商业社会的动态反应不够。讲波特的五力模型,同行业内的竞争、潜在竞争者、替代品、供应商、购买者这五种力量,在任何时候就是静态的,它最明显的缺陷就是不能解释创业公司的成长,按照这个模型分析,当年的京东是没有生存空间的。不适用的本质原因是现有的理论尤其是主流理论,都产生于美国的1980年代左右,这是全球战略史上非常重要的年份,那一时期美国战略管理学会(SMS)成立、波特发表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理论等等。但是那个年代美国商业社会的竞争格局相对稳定,理论产生于实践,外在的变化不够剧烈,理论就没有发生大的变动。
把管理学研究“写在中国大地上”
中国新闻周刊: 你讲到“外在的变化”,中国的土壤给管理学者的研究带来了什么?
朱恒源:
作为学者有两个使命,一是把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提炼出来,从理论上解释给中国、给世界;另一方面要把经验总结成系统的知识,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中国很多企业现在都面临着代际传承。
中国是个后发国家,这意味着要用30年走别人100年走过的路,市场高速发展、新一轮产业革命相叠加,产业周期被压缩,能够展现多个产业完整的起伏周期。换句话说,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能看到“全本故事”的“完整演出”。比如中国的手机行业,从1994年开始算,到2008年基本上功能手机这个产业就全部完成,这个过程在美国更长一些。
产生理论的土壤天生就是动态的,需求变迁和市场演进在改革开放40年进程中表现得更为典型、鲜明。
另外,中国上一代企业家在处理两件事情的能力,对后辈非常有启发。 一是处理动态性, 上面提到的变化,商业世界的“紊态”; 另一个是处理复杂性,
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渐进变化过程,在一个法律体系下有着完全不同的制度环境,人员、机构、用工制度等都很复杂。
中国新闻周刊: 管理学在中国的研究经历怎样的阶段性变化过程?
朱恒源:
早期改革开放初期,企业家对管理学其实是不认同的,认为管理理论在中国不适用;1992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是管理学科的高速发展期,主要原因是需求驱动,是企业需要市场经济下的管理知识,这个阶段以大学教授西方的管理学知识为主,但是企业家群体最先感知到西方理论的“水土不服”。到2005年开始做中国式管理研究,管理学院由教学为主转向教学和研究并重,这时候西方的终身教授系统、一套精致的定量管理体系(如KPI)风行,美国学界感叹“学术界文章越发越多,顶尖期刊上发表越来越难,几十年没有新的管理理论出来”,这套考核机制的风靡传导到国内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现阶段国际间知识转移和技术分工扩大,全球商业最活跃的地方,极有可能从美国移到中国来,所以要把管理学研究“写在中国大地上”。接受过西方方法训练的人越来越多,只要不执著于细枝末节,着眼于更普适性的层面,中国的传统文化积淀加上大量学习国外的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创造出的丰富实践案例,理论的抽象和创造性有很大的空间,国内的创新科学发现已经开始对全球有贡献。
中国新闻周刊: 一些经典的管理学理论在移植本土的过程中,出现“水土不服”的原因是什么?
朱恒源:
这些理论有若干个非常重要的隐含的假设,但凡进入那个隐含的假设,它就会水土不服,而且还会传导到其他领域。比如对国企的产能过剩归咎于预算软约束,那么民营企业的“过剩产能”怎么解释?回归到市场成长的“S”曲线,在线性增长和指数增长交替变化的市场,需求出现结构性变化,资源市场会产生“结构洞”,企业现阶段的过剩产能,可能是企业家预期未来需求增长提前进行的产能布局,长虹、海尔等都是电视行业产能过剩,阶段投资并成功运营胜出的代表。再比如国外很早就有竞业禁止,它隐含几个重要假设,比如资本市场很发达、交易机制很成熟,但是当时中国是半市场化半竞争化的状态,在价格放开之前不存在竞争。
中国的发展衍生出很多有特色的机制,值得研究和探讨,这是做研究必须考虑在内的中国实际。
比如试点和推广机制使得创新在整个社会市场中扩散,干部轮调在国企中的影响,企业在管理复杂成员结构上的技术等等。中国企业的多角化长期以来被批评为不专注,但是按照我们的理论,市场变化过快,在股权市场的提早布局化解未来的大风险,这是有道理的。美国市场也出现有意思的变化,过去讲企业发展要趋向于专业化,但是观察美国上市公司过去十年,来自非主营业务的收入显著增加。
也不能过于强调“中国式”管理
中国新闻周刊: 学界和业界有一个共同的诉求,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商业管理理论,它的理论溯源有哪些?
朱恒源:
核心来自于中国企业的实践,管理或者商业是兼具科学和艺术的,所谓科学这部分是从实践中总结和提炼,从而形成一个共同的认知。“战略节奏”这个核心概念的提出,是基于对中国企业的体会和了解,与现有的管理理论两相映照,对照后有新的发现,再继续追问企业实践跟业务理论预测不一致的原因。
这些企业家本身是中国人,中国传统文化内核的置入决定企业家在应对挑战时的内在行为模式。比如在动荡的商业社会要保持灵活性,要有变的战略,古时候讲就是“时移世易,变法宜矣”。中国人讲天人合一,环境与主体是相互影响、相互塑造,落脚到企业就是战略节奏与市场发展节奏相契合。这种应对变化的节奏是企业家们与生俱来的,是通过民俗、谚语传承而来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另一个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西方管理思想的进入,袁宝华先生的中国企业管理“十六字方针”讲要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博采众长就是要汲取传统经典理论中的养分,包括成熟的管理模式和标准体系,学习西方的TQM(全面质量管理)、ERP(企业资源计划)等等,这背后都是管理的理念。
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特色的商业管理理论,它在世界管理学知识体系中的定位应该是怎样的?
朱恒源:
首先要厘清一点,应该是中国的管理研究,还是管理的中国研究,这两个区别非常大。应该是把中国当作一个子情境、一个特别的情境,从中发展出更重要的理论。
如果太强调“中国式”管理而不强调普适性,就容易陷入理论的争论。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管理学的研究重点就在于如何让企业适应环境的不断变化。哪些是变化最快的领域?变化最快的领域又在哪儿?这是要关注的。
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应对变化的手段、方法及理论,可以应用于更广阔的变化的领域。
这次请赵纯均先生为《战略节奏》作序,其中一段话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中国的管理学者,从全面学习国外的理论、方法入手,积极主动地对中国企业的实践进行深入研究,才有可能获得创造性的新发现,从而发展新的管理理论,对世界管理学界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研究的中心、未来的方向是要用全球的资源一起努力,以中国市场为基点,去解决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
值班编辑:张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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